支起一排大锅，大摆宴席，是以前农村婚丧嫁娶常见的“盛况”。记者张杰摄

　　“2017年，我的全部收入7万元左右，但有一半却作为人情支出了。”三亚市海棠区某村党支部副书记李某荣有些无奈地说，“因为工作原因，我要与很多人打交道，婚丧嫁娶等人情往来真让我苦不堪言。”

　　这样的事，并非个例。

　　曾经一度，在我省一些市县，村民在婚丧嫁娶中不惜债台高筑也要摆酒显阔，陷入越穷越要“斗富”、越“斗富”越穷的恶性循环之中。而碍于情面不得不到场出“份子钱”的村民，即使囊中羞涩也得硬撑门面。

　　为改变这种“陋习”，今年以来，我省三亚、万宁等地一些农村成立红白理事会，倡导喜事新办、丧事简办，遏制“天价婚礼”，提倡厚养薄葬，此举不但树立了新风尚，而且还让村民腾出了更多精力和财力发展生产，成为乡村治理的有益探索。

　　打肿脸充胖子，“人情宴”上无赢家

　　大操大办红白喜事，成为苦不堪言的经济负担。尽管大家对这种“陋习”都很反感，但碍于情面，很少有人去抵制，轮到自家办事，也只能随大流

　　就像赶集似的，熙熙攘攘的人群挤满了农家院落。院内已是人满为患，院外搭起了帐篷，同时摆起数十桌酒宴，在午宴接着晚宴的“流水席”上，觥筹交错，人声鼎沸。这是2018年以前，三亚不少农村婚丧嫁娶的“盛况”。

　　说起农村的“人情宴”，许多“吐槽者”认为，“打肿脸充胖子”的事，对各方而言都很难有赢家。

　　不仅仅是送礼者感叹年收入的一半用在“人情宴”上，办酒者也对接待规模连称“压力山大”。

　　“以前我们在农村举行婚礼时，尽管家境不宽裕，仍然借钱大摆宴席，因为担心村民在背后说‘不摆酒是怕人家来吃饭’等闲话。”三亚市吉阳区六盘村村民董文雄说。

　　以前，一些大家族的老人去世后，宰牛祭祀，甚至一次性宰20多头牛，很多白白浪费掉。老家在农村的三亚市吉阳区委宣传部干部符聪对此记忆犹新。

　　“去年我去参加一个‘人情宴’，发现那家主人宰了100多头猪，猪肉堆放在院子角落里，很远就闻到了臭味。”三亚市育才生态区管委会青法村村民黎德说起这事时，下意识地用手捂了一下鼻子。

　　三亚市文明办主任张红艳介绍，2017年12月，三亚市委宣传部组织专班对全市各区进行调研发现，农村“人情宴”名目繁多，诸如结婚、生子、升学、乔迁、丧葬等人情往来，让许多村民不堪重负。“在大多数乡村中，遇到高峰时段，一户村民有时一天甚至会收到四五封请帖，因抹不开面子都要给红包。一年下来，平均每户村民要应付10场至20场红白事。”她列举道：“不少农户办丧事时，一般会保留祭祀猪牛、道公颂经、烧送纸钱、吹唱送灵、搭棚宴请等传统，耗时很长，一场白事要花费2万元左右。”

　　点评：

　　社会学博士、海南大学教授、海口市社科联主席詹长智认为：陈陈相因的仪式典礼，难免累积一些消极的东西，要在扬弃中与时俱进，要发挥乡规民约的规范约束作用和基层党员干部的模范表率作用，让节俭的新风树立起来。

　　婚丧简办的推行进度之快，出乎意料

　　这项改革，契合了群众的需求，正好让好面子的群众“借坡下驴”，人们终于可以从沉重的“人情宴”中解脱出来。因此倡议一出，就获得了群众的支持

　　为改变这种现状，今年以来，我省三亚、万宁等地农村成立了红白理事会，由村民讨论通过《红白理事会章程》《村规民约》。其中很多村规定，“婚事倡导婚车不超过6辆，参与婚宴家庭只来1人（除直系亲属外），每桌支出不超过600元，红包不超过200元”“丧事简办，控制规模，要在3天内出殡”。

　　“红包不超过200元”的封顶，正好让好面子的群众“借坡下驴”。一位基层干部说，之前感觉千百年来形成的风俗习惯改变起来会很难，但实施的过程中发现，只要有人领头顶住闲言碎语，群众的支持度超出了想象。

　　“红白理事会的推行进度之快，出乎我们的意料。”张红艳介绍，“我们原本是计划到2018年底，在三亚92个村都成立红白理事会并确保有效运行，没想到6月底就实现了这个目标。”

　　“因为这个改革，契合了群众的需求，人们终于可以从沉重的‘人情宴’中解脱出来了。”吉阳区大茅村党支部书记高正才说。

　　除了三亚市的乡村，今年万宁市北大镇尖岭村也成立了红白理事会。“我们村奖惩分明、公平对待。”尖岭村党支部书记黄家全说，经过村民讨论和表决后，出台了“红七条”，对积极参与的村民最低奖励200元、最高奖励1000元；还出台了“黑十七条”，对入“黑榜”者则进行曝光和教育。

　　点评：

　　经济学博士、三亚学院盛宝金融科技商学院执行院长高一兰认为：农村红白理事会对礼金设置不超过200元甚至100元的“上限”，这实际上是政府调节价格机制在起指导作用，为村民之间提供体面的“人情台阶”，引导他们作出理性的经济选择，形成新的价格契约。

　　三亚、万宁等地农村红白理事会的设计和实践，是我省乡村治理的组成部分。政府可以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功能，找准同频共振的利益链接点，引导村民把精力、财力投入到产业发展上。

　　姐弟的争论

　　姐姐认为“祭而丰不如养之厚”，弟弟顾虑村中习俗，到底该如何抉择？

　　10月24日，蒲丽娜回到三亚吉阳区中廖村的娘家老屋，打开窗子，扫地拖地，擦干净了桌子和床头上的灰……就像母亲还在一样，这是母亲离开她的第25天。

　　今年9月30日，蒲丽娜的母亲病逝。按当地习俗，老人过世，从做道场到出殡需要20多天，谁把老人的丧事办得越隆重就越孝顺、越奢华就越风光。可是，蒲丽娜的母亲去世第二天就出殡安葬，没有宰牛祭祀，没有宾客满堂。

　　蒲丽娜和家人做了不符合习俗的事。

　　意外的是，提及蒲丽娜，村里人不仅没有风言风语，反而纷纷竖起大拇指称她是孝女。

　　背后究竟有什么缘由和故事？

　　时光回溯到2012年。得知母亲患了癌症，远嫁重庆、已有一个孩子的蒲丽娜与丈夫商量后，一同来到中廖村附近的荔枝沟村生活。他们一边打工挣钱协助兄弟为母亲治病，一边抽空照顾住院的母亲。2016年起，病情恶化的母亲瘫痪了，此时蒲丽娜已有了第二个小孩，既要哺育小孩，又要伺候母亲。“每天忙得像旋转的陀螺一样停不下来。”蒲丽娜回忆。

　　近年来，蒲丽娜为母亲擦洗身体、接屎接尿，用行动书写了“久病床前有孝女”的佳话。母亲弥留之际叮嘱女儿：“这么多年你们伺候得很周到，我很满意，我的后事不要大操大办。”

　　蒲丽娜与哥哥、弟弟商量如何办葬礼时，“不要大操大办。”蒲丽娜说出了母亲的“遗嘱”。

　　哥哥点了一下头，但弟弟却有其他考虑：“应该按照村里以往的习俗，借债也要办得隆重一些，况且多年前爸爸去世时家境更差，但丧事办得还算体面，这次也不能失了面子。”

　　正在姐弟意见不一时，中廖村红白理事会派人来吊唁蒲丽娜的母亲，建议他们丧事简办。

　　尽管有思想斗争、有面子观念之别，蒲氏兄妹最终还是决定简办，没有按照旧习俗宰牛祭祀，只邀请直系亲属和邻居参加简化的葬礼。

　　“蒲丽娜在母亲生前贴心伺候，母亲离世后主张简办丧事，真正做到了厚养薄葬。”中廖村红白理事会副秘书长黎慧爽说。

　　点评：

　　詹长智认为：婚丧嫁娶仪式具有守望相助、社会教化、社会整合、文化传承等多重功能，比如葬礼中追思先人、不忘根本，婚礼中感念父母养育之恩、勉励夫妻互敬互爱，这些积极因素应该保留，但摆酒比阔、奢侈浪费，这些应该予以摒弃。

　　新娘的微信朋友圈

　　婚礼简办，意义不减。政府因势利导举办集体婚礼，既不铺张浪费又不落俗套

　　5月份的微信朋友圈记录着王强的幸福时光：

　　5月17日，3张试穿婚纱的照片。

　　她写道：开心激动！

　　5月18日，一段太阳光晕视频。

　　她问：会有奇迹发生吗？好期待呀！

　　5月19日，4段婚房视频，婚床上，是红色的天鹅装饰和玫瑰花瓣摆成的爱心图案。

　　她说：不舍得睡上去，怕弄乱了“爱心”。

　　5月20日，转发海棠区“新时代·新风尚”集体婚礼视频和图片，而她和丈夫张少安正是其中一对新人。

　　很多女孩觉得结婚这个人生的重要时刻，要办得隆重奢华才有意义。可是这对新人，他们对此却有不同的理解。

　　日前，海南日报记者走进了他们位于三亚市海棠区藤海渔村的家。“集体婚礼，既不铺张浪费又不落俗套，收获了亲朋好友的祝福，那是我们特别幸福、特别难忘的时刻，这样的婚礼对我们很有意义！”王强回想当时的情景，仍激动不已。

　　海棠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刘伟告诉海南日报记者，海棠区各村在成立红白理事会基础上，为了进一步打造“升级版”，弘扬“喜事新办”的风尚，征集到9对新人，于今年5月20日举办了海棠区首届免费集体婚礼，群众反响特别好。今后，他们将每年持续开展这类活动，因势利导，吸引更多的农村青年男女参与，促进移风易俗。

　　点评：

　　高一兰认为：面向农民免费举办集体婚礼，是地方财政主动作为，运用经济杠杆调节农村婚礼中合理经济行为的体现，减轻了参加者的经济负担，有利于在农村树立新风尚，值得推广。

　　父母的“小算盘”

　　大操大办既让自己费心费力，又让亲友增加负担，还不如省下钱和精力发展生产，一家人把小日子过得更好

　　山峦重重，道路弯弯。

　　10月18日，经过数公里崎岖的山路后，海南日报记者来到了三亚市吉阳区六盘村，苍翠之中一幢造型精巧的小洋楼跃入眼帘，这是女孩董佳佳的娘家。她的父亲董文雄、母亲符春华，都已年届六旬。家里有近20亩进入丰产期的芒果林以及槟榔林等，每年稳定收入10余万元。董文雄自己设计修建了一幢小洋楼，一家人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

　　今年5月20日，董佳佳与男朋友肖建建走入了婚姻的殿堂，婚礼简办。

　　“我是在电话中跟父母提出来的，没想到他们很快就同意了。”董佳佳说。

　　董文雄坦言：“这些年来，我们也参加了许多婚丧嫁娶的仪式，礼金并没少支出。如果女儿出嫁不大办酒席请客，以前开销的那些礼金就无法‘回笼’，实际上是‘打水漂’了。”

　　既然明白这个“账”，为什么董家同意了简办婚礼呢？

　　“我们农活太忙，女儿佳佳出嫁，如果摆酒宴会浪费很多时间和精力。”董文雄说，“村里的红白理事会一宣传、一算账，我们认识到大操大办既让自己费心费力，又让亲友增加负担，还不如省下钱和精力发展生产，把小日子过得更好。”

　　点评：

　　高一兰认为：农村推行红白理事会制度，就是要让农民成为理性人，让农民理性地用好手中有限的经济资源。如果他们在婚丧嫁娶中一味地攀比，那么就不能理性地权衡自身付出的成本和获得的收益，有限的资源也没有用到“刀刃”上。只有他们既在彼此交往中一定程度上表达亲友间情谊，又还留有足够资源用于农业生产、发家致富，才算实现了资源的合理配置。（记者 易宗平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