严歌苓在海口。 徐晗溪 摄

　　严歌苓海口读者见面会现场。 陈小刚 摄

　　《芳华》封面。

　　《陆犯焉识》。

　　3月30日至31日，严歌苓应邀来琼参加第二届中国（海南）电影投资高峰论坛。

　　这是严歌苓第一次来海南，3月30日下午，当在海口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社看到电影《芳华》的拍摄地时，严歌苓显得有点激动，芳华小院里的游泳池、练功场、女兵宿舍仿佛把她的记忆拉回到少女时代。

　　我不是很在乎票房

　　记者：您曾说过《芳华》是您写得最诚实的一本书，您觉得电影对小说的还原度怎么样？当时想到过会有那么高的票房吗？

　　严歌苓：我觉得完成难度是非常高的。当然了，小说的时间跨度更大，电影虽然受客观限制，但也还原了干净的气氛，还原了我们那一代人的干干净净的青春的形象。

　　其实一个东西只要是好的，就会有观众。我并不是特别在乎票房，因为票房跟我的实际利益是没有关系的。我只是希望小刚能有很高的票房，正如当年我希望张艺谋导演能有好的票房一样。

　　实际上，我个人成就还是在小说创作上。当然，电影的票房很高，我的读者群就会扩大，这是个好事。

　　移民是很多故事的来源

　　记者：您被认为是“新移民文学”的代表人物之一，您觉得这种身份对您的创作有影响吗？

　　严歌苓：最开始到美国留学，后来移民到美国，我觉得作为新移民，完全打开了我生活的另一个层面，是我很多故事的来源。因为我觉得作为移民，我们是非常边缘的一种人，内心非常敏感。

　　首先你作为移民，你的母语不是人家语言主体里面的主角，所以内心的语言就特别丰富，有很多东西不做移民是感受不到的，包括这种表达的错位，甚至有一种屈辱感，这些都是你在自己的国土上、自己的祖国不会感觉到的。

　　因一个咖啡壶被老板责骂

　　记者：听说您刚到美国时，日子过得特别苦，还有过洗地板打工的经历？

　　严歌苓：那时候我们很苦，没有钱。但出去之前我在中国是很有钱的，那时最早富起来的人叫万元户，而我当时一部长篇小说卖了一万元，我写三部长篇小说就有三四万块钱，但到了美国，这点钱是非常微不足道的，我上一个英文强化班就花掉了3500块钱，所以你要去打工。

　　打工在留学生里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，就因为打工，我才有这种普通人的平常心态，你才会知道被老板和雇主责骂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。当时我在一个餐馆打工，那天下午值班，我把咖啡壶放在火炉上煮忘记关了，壶在火上烧了一夜，咖啡烧干了，壶也烧裂了，这种情况就像闯了一个巨大的祸，老板非常生气，让我拿工资赔。

　　在此之前，我在国内是中国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一个会员，得过好几个文学奖，如果是在国内，不会因为烧坏一把壶被老板这么责骂，这种感觉非常切肤，是那种真实的感觉，没有真实的生活，是不可能有这种体验的。

　　我会一直写下去

　　记者：您有什么写作习惯吗？在写作上有什么秘诀吗？

　　严歌苓：我也没什么秘诀，记得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，有位俄罗斯教授教我们俄罗斯经典文学课，他常说，世界上每天有几千万本书出来，你怎样能够决定你这本书在几千万本书中是有价值的。当我决定一本书应不应该写，我会想这个形象是不是在我其它书里已经写过了，像刘峰与何小曼在我其它小说里就没有存在过。

　　现在我的社会活动在可恨地增加。我是希望再多一点时间，因为我觉得每天读书、看一部好电影或者回顾老电影，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。如果在创作期里，我每天都会创作，没有周末，每天8点半、九点，开始坐在书桌前，一直写到下午一两点钟结束。

　　我觉得这取决于你有多单纯，你的心有多么地全身心投入。一般早上起来，我很少去看微信，因为看了以后，就有杂事，纷扰太多了，所以我一直到下午一两点钟以后再看。从我现在来讲，我的体力和精力非常饱满，我每天跑步，隔一天快走六公里，所以我没有给自己设限，可能以后写的密度会低些，但会一直写下去。（记者 徐晗溪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