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者经常往来于海南岛的西部和东部。

　　对比海南的东部和西部，其人文地理的异同值得深究。

　　儋州也靠海，但在解放前，相对海南东部而言，从儋州流向海外的人较少。据了解，有如下缘由：

　　一是地理位置。尽管当时航海技术落后，但海南文昌、琼海、万宁那边的人们搭个小木船漂洋过海一些时日，就到“南洋”去了，成功例子在前，效仿的人一多，也就多了诸多“乌鸦变凤凰”的华侨，还在家乡留下诸多宅院。儋州这边的人们用一样的船到达同样的目的地，得绕过三亚或海口才能成行，这就遏止了许多人深度闯海的想象力。二是海南东部的人口多，生存压力较大，出洋谋生成为一种减少压力的选择。儋州尽管不甚富饶，但人口密度相对“合理”，生活还能凑合地过。三是当时的地震和太平洋战乱，逼得海南东部乡亲相互帮衬，“逃”出去要容易些。再就是因为海南东部已经出洋的人不时寄些钱回乡，“诱惑”和影响还没有走出去的人往外走……这些事情在儋州没有形成“蝴蝶效应”。“闯南洋”对于儋州人来说，似乎不太赶巧或难于顺势而为。

　　海边的儋州人

　　生活在海边的儋州人还各有特点。

　　儋州海边，有两种女人，一种是渔婆，一种是卖鱼女。

　　在儋州，有港口的地方就有渔婆和卖鱼女，渔婆就是那些头戴斗笠，脚穿各色水靴，肩挑扁担与箩筐，集聚在码头，拉下捂着半边脸的普通头巾，一边聊着家常，一边翘首等待男人们驾驶渔船满仓归来的海边女人。

　　捕捞归来的渔船才停靠在码头，渔婆们上船把渔货分类、搬运、过秤、打包、交易，间或讨价还价，争吵不休，整个码头，变得热闹起来。海上是男人打拼的天地，渔港码头上则是女人们的江湖，从清晨四五点开始，一直持续到中午时分。

　　渔婆们在渔港里忙碌着，在行规里，她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“交易程序”和各自分工的方法：戴尖帽子的妇女是底层的苦力，搬运挑担，而戴圆顶帽子的妇女只干少量的体力活儿，负责分派，还有一种是老板娘的帽子，帽子呈元宝形。

　　男人出海捕鱼与凶波恶浪艰辛搏斗，所以男人一回到岸上，渔婆们便什么事情都不让他们干了，这或许已经成了一种传统。当女人们忙得团团转的时候，男人便选择站在稍远处，独自悠闲抽烟或者闲聊。直等到渔婆们帮男人把船上装鱼的箱子洗干净后，他们才会回到自己的船上，把船开走。每天早上的那些码头上，渔婆们把一船船海鲜、一筐筐鱼虾，从渔船上卸下，分拣、过称，各种各样的鱼装车运往各地，这时候，在各地市场上大显身手的就是这些卖鱼女了。所以有儋州海鲜的地方，就有儋州卖鱼女，儋州卖鱼女也像港口的那些渔婆一样在市场上脚穿各色水靴，手上戴着胶手套，卖鱼杀鱼。卖鱼女都没太多文化，有些人连书本都没怎么碰过，但其口算功夫甚是了得，拿计算机都不一定算得过她们，她们才把鱼称好，就能告诉你多少钱。

　　儋州的北岸人

　　儋州作家周晓娇介绍说，儋州以北门江为界，南部为水南，北边叫北岸。水南地区土地肥沃，适合种植橡胶、槟榔等作物，人们生活好过得多，社会治安稳定。北岸通常指三都、峨曼、光村、木棠、松林和兰训。

　　当地人常说，北岸北岸，十年九旱。北岸地区盛产石头，黑黑硬硬的火山石到处都是，能耕种的水田少，干旱的坡地上只能种番薯、花生、甘蔗。长期以后，那里的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树挪活，人挪死，北岸人为了生活，很多人外出谋生不畏艰辛，从而使今天儋州的北岸人遍布全国各地。

　　北岸人的勤劳有口皆碑。北岸女人一年到头、田间、集市、家里总是忙个不停。男人靠出海打渔和做手艺生活。靠手艺过生活的男人，随着时代的变化，打铁和木工活儿越来越少。那些靠打渔为生的男人也是艰难，以前海里的鱼很多，出一次海能打回很多鱼，渐渐地，海里的鱼越来越少，有时出一次海，只能打回几十斤杂鱼，所得收入还不够出一次出海的费用。北岸人的手艺活也少了，男人没有了正常收入，家里生活靠女人在贫瘠土地里耕种的收入支撑着。

　　田耕异常宝贵时，北岸人有时为了水田灌溉的一点水，有时会发生摩擦，还有一些村会因摩擦而结怨。发生严重冲突后，一些村民会在一夜之间躲避得无影无踪，人际关系一忽儿呈现莫名其妙的荒疏感。解放后，村民们的相处和谐得多。

　　20世纪80年代，有一阵本来雨水不多，又由于松林岭渠道失修，水流量减少，造成大量农田失灌，木棠、三都、峨曼，三镇共有19个村，2309户人家被迫迁移，现在那大镇尖岭一带住的多是迁移来的北岸人。这些迁移者多数文化水平相对低些，为了生活，男人开三轮车拉客，女人四处捡破烂、捡橡胶泥……饱尝生活艰辛。

　　这些迁移来那大的北岸人，靠着捡破烂、拉客、开店等，生活风生水起，家里的一间间瓦房都升级为小楼房，生活过得越来越好，女人们后来不再捡破烂、挖胶泥，也像男人一样买车拉客。男人则买上汽车，走运输、跑长途客运，生意越做越大，人脉越来越广。北岸人在生活的重压下反而不屈不挠，成就了生活的各种梦想。 （记者 叶海声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