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春英老人与部分儿孙合影 。

冼开明说老古井已经被自来水取代。

周春英儿子在村里盖起新楼房。

清晨的阳光洒满乡间小道，鸟儿在树上欢唱，92岁的周春英老人坐在自家的小院里晒太阳、听鸟鸣。她布满皱纹的脸上写满了坎坷与沧桑，平静的眼神透露出祥和与满足。
　　“70年前，战火纷飞，我们必须忍受贫穷、饥饿，有家不能回。”周春英表示，那时，她对家的概念是模糊的。自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以来，“家”才有了具体的形状，从最初的经济拮据，到生活条件不断改善，再到如今奔小康，家庭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。

　　忆往昔 忍受贫穷、饥饿，有家不能回

　　1927年10月，周春英出生在海口龙塘镇。在她3岁时，经父母之命，她与隔壁村时年仅2岁的冼同荣订了娃娃亲。

　　1943年，周春英嫁给冼同荣。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，人生大喜事并未给周春英及家人带来太大的兴奋。

　　婚后不久，周春英离开了家，跟随中国共产党加入抗日战争。“我十几岁就与中国共产党员相识，之后骑马为共产党员秘密传送书信，担任通讯员。”周春英回忆，婚后不久，为了躲避敌人，她未来得及向家人说明情况就离开了家。没想到，这一走就是七八年。多年来，她躲在深山里，有家不能回。那时的生活苦不堪言，男女同胞挤在一个山洞里，席地而卧，饿了啃树皮、吃野菜，受伤了也不敢去医院，只能强忍着。

　　随着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相继胜利，周春英于1953年才回到家，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。

　　谈变化 从花轿迎亲到汽车接新娘

　　在周春英看来，战争年代的生活是贫穷的、充满饥饿的、提心吊胆的。而新中国成立后，全家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　　在周春英的印象中，家里的明显变化是从大儿子冼毕辉结婚时开始的。她记得，当时，大儿媳妇黄玉金化着新娘妆，坐着解放牌小汽车被迎娶到家里。当时，家里摆了好几桌酒席，邀请亲朋好友，好好热闹了一番。而后，二儿子、小儿子娶媳妇，一次比一次热闹。

　　“我结婚时，坐着花轿来的，没有锣鼓喧天，也没有鞭炮齐鸣。”周春英回忆，那时条件艰苦，基本上没摆酒宴，只邀请部分亲戚一起吃了顿饭。婚宴桌上的菜少得可怜，肉更是不见踪影。

　　“我们年轻的时候，生活很艰苦。”周春英回忆，她1953年重返冼家时，公公因患病未及时医治已去世，老公冼同荣做木匠，但生意不好，全家依靠婆婆做媒来换取生活所需。为了补贴家用，当时周春英在村里担任妇女主任，每月领六毛钱的工资。

　　“顿顿吃不饱，一年半载看不到碗里有肉，过年过节也不例外。衣服更是不知补了多少补丁。”周春英说，等到孩子稍大点，生活条件才逐步改善。

　　从住石头房到搬进新楼房

　　生活的变化，让周春英有些应接不暇。1980年，大儿子冼毕辉一家以打石头谋生，收入微薄。“我记得小时候，家里住的是用火山石盖的石头房，房子墙壁上有明显的洞口。”冼毕辉的小儿子冼开明回忆，小时候他和兄弟姐妹都是一起挤在一间小石头房里，一张床不够睡就横着睡。

　　1990年，冼毕辉的媳妇黄玉金加工豆腐拿到县城卖。1996年，冼毕辉夫妇在村里开起了公交车。2000年，经过勤奋打拼，冼毕辉一家人盖起了楼房。2009年，冼毕辉一家又在海口市内买了新房。

　　周春英表示，二儿子、小儿子的生活水平也不断在提高。他们在老家盖起了楼房，小孩在海口读书。

　　生活的改善体现在方方面面。走进玉仙村，在村的南边有一口老古井，井边杂草丛生，已经停用17年。“以前，我们吃水都要去井里挑，全村人吃一口井，人多时要排队，很不方便。洗衣服更麻烦，要去河边洗。”周春英说，2002年，全村通上自来水。刚开始，她很好奇，水龙头这么神奇，怎么会有干净的水流出来，且家家户户都可以装，不用再跑到井边挑水。后来，她听儿孙们说，城里早就用上自来水了，才放心喝。

　　周春英说介绍，如今，大儿子已从公交车行业退休，二儿子在建筑工地当保安；小儿子做起烟酒生意。

　　几个孙子的成长让周春英更是骄傲。周春英的二孙子冼开明于2004年考上大学，也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。毕业后，冼开明在一家汽车公司担任机械设计师，并已买房安家。其他几个孙子或开环卫车、或开货车、或做房地产生意，都有各自喜欢的工作。

　　如今，周春英一家30多口人四代同堂有说有笑、其乐融融，生活很幸福。 （记者 黄婷 实习生 邢利芳 文/图）